在这个儒家道统并不占绝对优势的时代，对李唐宗室死而后己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家族的利益，自身的利益。

比如与神武军紧密结合的河东河北几大世家。在他们的眼里，李唐宗室也不过如此。

韦见素在一片恢复丞相旧制的呼声当中，提出了改元的建议。

实际上，改元这件事在年初就已经议论过了，连年号都有了确定，但当时战事紧张，便一拖再拖。

现在，韦见素再一次提出来，秦晋也觉得正当其时，便将几个月前定下的年号翻了出来，令其交与天子审阅。

天子还是瘫痪在榻上的李亨，原本以为他经过了从长安到灵武的折腾以后，身体虚弱至极，活不了多长时间。但经过一冬的将养，到现在竟是满面红光，连精力都比从前多了不知多少倍。

这倒反而遂了几位重臣的意，此前禅位太子的议论也就此销声匿迹。

对于手握大权的臣子而言，还有什么比皇位上坐着一个身体瘫痪的天子更乐于见到的呢？

太平兴国！

一个听起来就欣欣向荣的年号，李亨对这个年号也很满意，于是便急着宣布，当年便改元太平兴国。

太平兴国元年七月，河北叛军彻底覆灭，伪帝史朝清、史朝义双双被绑缚长安献俘，唯一可惜的是，史思明在战乱中不知所踪。趁机南下的契丹人，进抵榆关之后，便被卢杞所领的神武军彻底挡在关外，彻底断绝了契丹人打算分一杯羹的想法。

这一年注定是多喜多事的一年。平定叛乱，举国欢庆，恢复丞相旧制……

许多事一件挨着一件，论功行赏，封爵升官，长安城就像过年一样，一直欢庆了两个月之久。

这一日，严庄除了恢复京兆尹一职还被委以丞相府司直。这在汉代是秩级堪比九卿的两千石高官，虽然地位稍低，可权力却是让人眼热的。

政事堂的许多政务被逐渐移分批交丞相府，对此，第五琦和韦见素给予了相当的配合。事实上，自恢复丞相府旧制，已经盛行了百多年的三省六部制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正所谓新年号，新气象，尽管制度变化频仍，可满朝上下仍旧充满了一片勃勃生机，在绝大多数官吏看来，这些折腾都是和过去的陈靡与不堪彻底决裂。

武功赫赫的唐朝，不会因为一次叛乱就彻底的一蹶不振。

休养生息是恢复丞相旧制以后提出来的第一条国策，而在此之前，还有几位繁重的工作需要准备。丈量田地，厘清人口就是当务之急。

人口和田地是税收的基础，如果不掌握这些数据，朝廷对地方的掌控能力的弱化就会持续下去。战乱之时，那是没有办法，现在不打仗了，许多在战时交与地方州郡的便宜之权就要悉数收回来。

而唯一胜任这份差遣的，除了第五琦则再无第二人。

就在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之时，夏元吉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致仕，天子三次挽留，夏元吉三次坚持。

最后，朝廷接受了夏元吉的请辞，并晋为太师，封代国公。

夏元吉辞官致仕，也引得韦见素紧随其后，上表请求致仕还乡。

不过，这一次，天子却是说什么都不允许了。

夏元吉的致仕，的确是年岁过大，身体已经难以支撑繁琐的政务，另一则原因则是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对恢复丞相旧制的支持。他作为中书令，乃政事堂宰相之首，自然不可能再去做丞相府的属官，但让出手中权力，却还是做得到的。

他的识时务，也换来了相当丰厚的回报。除了个人所获殊荣以外，其三个儿子俱受荫得官，入丞相府。

而秦晋之所以不同意韦见素与夏元吉一同辞官，就是因为权力的交接是需要过程的，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尤其是一种制度的变化，可能非一两年之功也未必能够彻底完成的。

更何况，韦见素身体康健，精力过人，又是个有能力的官吏，留在朝中的意义远大于致仕还乡。

在百官眼中，秦晋是个低调又铁腕的人。在家人眼中，秦晋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犁地的黄牛，每日非要派人三番五次的催促，才能回到家中吃一口饭，睡一会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