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有多少亿万富豪，除了工投公司估计没人统计过。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现在富豪远比八年前多，殖民统治时期一直被打压的许多越南富商取代法国人登上经济舞台，同赫赫有名的华人富豪们一起左右南越经济。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建筑大王”阮厚昌、“地产大王”黎会升、“筑路大王”阮有政、“汽运大王”黄文浩以及“煤炭大王”陈文春。

研究发家史，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几乎全是在工投公司和东亚银行扶持下，依靠工投公司基建工程或其它业务在短短几年内暴富的，不像李为民、吴静晨、吴常明、黄梓恒等“老牌华人富豪”很大一部分资产来自继承，来自家族几代积累。

西贡政局不稳，吴廷瑈试图染指工投公司，引起这些新兴富豪警戒。

陈丽春刚结束富国岛之行，阮厚昌就同老朋友们一起，悄无声息赶到海滨小区16号李家别墅，商讨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让一部分本地人先富起来，转移公众视线，进而减轻华人富豪压力，是工投公司和“越华文艺研究会”的长期战略，工投公司“公平机会委员会”就是专门为此设立的。好不容易扶持出几个“盟友”，李为民当然要热情接待，甚至请特区管委会主席武安东作陪。

阮厚昌与吴廷琰一样，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

中学毕业后去法国念土木工程，学成回国在殖民地政府干过一段时间，是南越为数不多的几个建筑工程师之一。

工投公司成立、工业村计划全面铺开之后，公司给予他一系列优惠政策，东亚银行提供过低息甚至免息贷款，直到现在工业村工程在招标时仍尽可能向他倾斜，可以说没有眼前这位，就没有他的今天。

阮厚昌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对眼前这位比自己小6岁的“甲方”非常尊重，当着武安东面直言不讳地说：“民先生。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我不认为将来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无论为了您自己，还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您都必须要有所准备。”

“是啊。”

完全靠工投公司下属几个电厂吃饭的“煤炭大王”陈文春，心有余悸地附和道：“总统受吴廷瑈夫妇影响太大，吴廷瑈为独揽大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不会允许工业村和特区永远游离于政府之外，将来肯定会采取行动。”

身上已被打上“工投系”标签。可以说与眼前这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产大王”黎会升不仅亲“工投系”，而且与华人关系密切，因为他的地产生意，几乎有一大半在堤岸。

他与“汽运大王”黄文浩对视了一眼，极力劝说道：“民先生，我们应该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比如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果您没意见，我现在就可以联系潘辉括，他不止一次找过我。想同我们合作，想获得我们支持。”

看着李为民若有所思的样子，阮厚昌低声道：“如果您感觉潘辉括先生不合适，可以把潘光诞先生从柬埔寨请回来。我们可以加入国民党，也可以与他们共同组建一个新党派。”

潘辉括影响力比潘光诞大，在保大担任国家元首时，曾先后担任过越南国教育部长和国防部长，因政见不合，一直被吴家兄弟排挤，虽然没公开反对。但谁都知道他是反对派中的领军人物。

“工投系”发展到今天，不缺钱、不缺人、不缺枪，唯独缺少政治影响力，毕竟相对于潘辉括、陈文香、潘光诞等老牌政治家。陈世国、武安东和阮志仁太年轻，而且长期在“工投系”内任职，在西贡以及工业村之外的其它地方，没那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

他们的言外之意很明确。

既然已经撕破脸，那就改变一贯参与政治的立场，先扶持几个反对派领袖与吴廷琰兄弟唱对台戏。能成功最好，就算不能成功也能拖拖西贡的后腿。

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想方设法保证其资本安全。

几位资本家能这么想，说明之前的工作没白做，李为民很欣慰，想了想之后侧身笑问道：“安东，你怎么看？”

作为集行政、治安和经济大权于一身的特区管委会主席，武安东比他们更激进，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光知道反对、却拿不出一套解决方案的政客，直言不讳地说：“董事长，我认为现在与反对派接触不太合适。”

阮厚昌急切地问：“为什么？”

“很简单，一是没到针锋相对的地步，我们已基本上控制住局势，稳定压倒一切，没必要激化甚至挑起矛盾；二是美国态度不够明朗，对吴廷琰兄弟的一些做法只是反感，并没有明确反对，不管我们做什么，都要以符合美国对越政策为前提。”

武安东顿了顿，继续说道：“相对吴廷琰兄弟和咄咄逼人的北越，一些国军高级军官更难缠。他们表面上支持政府，事实上一直隐忍，一直在等待时机，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要比他们更能忍，绝不能给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机会。”

吴家兄弟靠秘密警察就能搞独裁，一旦让那些军头掌权，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南韩的前车之鉴摆在哪里，搞不好就是一个军政府。

想到军阀横行时期的经济状况，阮厚昌倒吸了一口凉气，忧心忡忡地说：“东先生，您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关键已经跟琰总统撕破脸，就算没撕破脸也不能再一味支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不能什么都不做。”

他们危机感远比华人富豪强，毕竟这是他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