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找到小兰哥哥的联系方式不算太难，柳荔学琴的琴房肯定留有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只需找到小兰的母亲然后表明自己的身份，再随便编个借口，就能要到小兰哥哥的电话号码，但这样做显然不符合方子羽的需求。

通过琴房索要小兰父母的联系方式，不仅冒昧，而且可疑，方子羽要对自己的身份保密，自然不能用这种简单直接的办法。

想来张况找人的本领当属一流，但无缘无故请张况帮忙找一个根本不认识的消防员，这实在说不通。

再加上方子羽打算让小兰的哥哥去防空洞找到邱阳的尸体并告知警方，而张况在公安系统内有不少熟人，事后定能收到消息，到时他难免会起疑心。

所以方子羽要找人只能靠自己，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和几百大洋才得知蔡承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要不是有钱开路，恐怕费再多功夫也是白搭。

人是找到了，电话也打了，但方子羽还得亲自跑一趟。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若是方子羽自己接到一通这样奇怪的电话，很可能不会相信，甚至未必会放在心上，搞不好挂了电话就当作恶作剧或诈骗电话抛之脑后。

人命岂能儿戏，方子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即便蔡承英不理会自己拨去的电话，也要确保轻生少女没有生命危险。

等到少女跳桥轻生的新闻上了电视或日报晚报，蔡承英自然会知道他接到的电话并非整蛊，就算他平时不看电视报纸，方子羽也会想办法给出提醒。

到时，轻轻松松就能取得对话主动权。

当然，最理想的结果是蔡承英好奇心发作，乖乖按照指示赶去银江大桥。

至于另一种结果，方子羽也已做好预案，有太阿号稳定的航拍画面，他可以在几百甚至几千米外观察到银江大桥上每一个行人的动态，只需事先赶到附近，发现意欲轻生的少女后提前借用路人的手机或者用不记名电话卡拨打报警电话即可。

银江大桥承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江面净跨度约两百米，双向二车道，算不上真正的大桥，桥离河面的距离也不算太高，没有受过跳水训练的人从桥上跳下去，很可能受伤，但不至于当场丧命，如果救援来得及时，基本没有生命危险。

除了这个笨办法，还有数不清的办法能阻止少女跳江，比如让太阿号弄出点动静引起注意，总会有人过来劝抚救助，除非桥上所有路过的行人和司机都是冷血动物。

………………

蔡承英神色焦急地看了眼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10月2日，17:10。

还有十分钟。蔡承英稍稍松了口气。接到电话后，他先是把妹妹送回家让保姆照顾，接着就打车来银江大桥。

二十分钟前他就赶到了桥头，可想起对方让自己记得带上一杯烧仙草，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跑到奶茶店买了一杯烧仙草，然后又拎着烧仙草跑回银江大桥。

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蔡承英也说不清楚，他很怀疑这是一出无厘头的恶作剧，但不可否认的是，既然他对时间的紧迫感到紧张，那就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不相信。

或者说，藏在怀疑之下的不是信任，而是期待。

神秘的电话，古怪的事件，怎么看都像是出现在电影或小说里的情节，这种新奇感带来的刺激和期待，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大男孩而言是难以抵抗的诱惑，他已经开始抱有期待，期待这不只是一个无聊的骗局。

“从二中方向，到邮电大楼方向，右侧，约一百米…哦！”

蔡承英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往前面望去，果然看见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站在护栏边上，双肩似乎一直在耸动，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也看不清究竟是在笑还是在哭。

该不会……

不会吧？

蔡承英咽了口并不存在的口水，用力吸了吸鼻子，一边往前走一边四处看，猜想着附近是不是有摄像头一直对着自己。

行为艺术和社会实验早就趁着文化交流的春风刮进国内，其中真正有意义的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所谓“社会实验”都是以拷问人性揭露丑恶为名，行整蛊恶搞羞辱他人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