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双方即展开会谈。
会址在黄线中间的一栋大房子进行,这套房子早建好的,大厅就是一个亭,周围立柱,四周空荡荡,中间是大桌子,桌子上有各自带来的茶具供应茶水,稍远处各有一间小木屋当休息室。
会议地点在这间房子,按照约定,双方警卫人员除除佩刀之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主要是不得携带火器。
明军中一些人不爽,杨天生则不在意,他下令冯双礼一见敌人搞鬼搞怪的话就开枪。
双方代表各出300名配刀官兵入场,双方士兵相互搜查,防止暗藏其他兵器,之后他们后退一定距离布列岗哨。
谈判结束,双方代表归国后,在给各自老板上的报告都承认暗藏不轨,好在没有动用那些武器。
俄方派出的警卫中有哥萨克火枪兵,他们虽然未持枪支,却身藏数枚杀伤力极强的炸弹,这种炸弹类似于明军的炸弹,用黑火药点燃后扔出来,近距离爆炸,大家很大的概率领便当了。
至于明军,同样不是善茬,不仅仅携带炸弹,还带有筒子,即有多少个同志就有多少个筒子类似于火箭筒的那种,他们巧妙地将它变成了大官的仪仗中的一部分,一旦有事,即时投入使用。
在三百米外,明军与俄军各自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严阵以待。
杨天生穿着大明一品文官官袍,头戴官帽,由卫兵用滑竿抬到会议现场,一路鸣锣开道,随从打伞执棍,用他的话来说:“上台唱戏!”
但为了显示明朝大官的威风,也为了方便夹带筒子,杨天生就勉为其难地当戏子。
他的头衔是“中国大明皇帝钦差分界大臣”,就是说他是中国皇帝钦差,行使中国主权,在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来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
之所以用上“中国”,淡化“大明”,因为大明皇帝现在还是朱由产,终究不是一家人,取得的成就不能让大明和朱由产沾太多的光。
随行主要官员则有礼部尚书阮大铖、工部左侍郎秦海生,都御吏潘归和总兵官冯双礼。
至于俄毛主要谈判人员是正使康斯坦丁、副使谢尔盖和西伯利亚大主教鲍里斯,另有数位官员。
双方代表入场,在大桌子两边就座,一边可坐五人上桌,自然是正使居中,与对方的正使面对面。
大家打量各自的对手,康斯坦丁是军人出身,而杨天生的强悍气质显露,哪怕穿着官袍,一看就是不好惹。
就座后,分别介绍彼此,除了官员之外,中方出了二个翻译郭天泽和程万山,能够流畅地使用中文与俄文、还有拉丁语。
至于俄毛,则干瞪眼,他们根本找不出合格的翻译,有二个所谓的翻译,根本不是俄国人,不知道哪个角落头弄来的部族人,中文说得结结巴巴,一问三不知。
很正常,中国人都是学霸,学外语不成问题,而对于那些iq不足的俄毛而言,方块字识得他们,他们不识得方块字。
在了解到大家的语言情况后,发现正使、副使和大主教都会拉丁语,杨天生提议道:“为方便交流,提高谈判的我们可以用拉丁语来作为会议的工作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