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历次科举考试未曾有过的事情，北方的考生被彻底激怒了。联名上书，状告主考官偏袒南方人。

其实，南方人在读书科举方面有压倒性的优势也是共识。洪武三十年春天的这个榜单奇怪的并不是进士榜单中，南方人占绝对多数，而是北方没有一个举子成为进士，北方士子在这科的科举考试中彻底输了，颜面扫地。

事情捅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也觉得此事甚为蹊跷，怎么可能录取的进士中没一个是北方人？作为统治天下的皇帝，这样的结果怎么能服众？到了6月份，朱元璋亲自主持策问，三甲分别被授予山东人以及山西人，这次放榜中，录取的61人全都是北方人。

于是，在中国科举历史上洪武三十年的这次科考竟然有2张榜单，一张全部为南方人，一张全部为北方人，“南北榜”的对立使得南北地域之间在科举考试上的矛盾空前紧张。

科举取士是国家大事，即使朱元璋能通过行政干预，硬生生给了洪武三十年这科北方考生进士名额，也不是根本之计。南方人读书考科举厉害，北方人考不过南方人，进士有被南方人垄断的趋势，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

如若统计建文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之间的9榜进士，南方省籍的进士依然高达836，北方生籍进士占116，而西南省份的进士只占47。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这些南方省份，在整个王朝的人才选拔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大明对于如何破解南方对于科考的垄断，也一直想办法。

宣德二年（1427），诏令国家科举取士制度发生重大调整，每科录取进士100人，其中，南方人60人，北方人40人，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保证北方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可能。

到了景泰五年，明王朝为了照顾科举力量更薄弱的西南地区，进一步对科举名额对应的区域进行了详细划分，南方考区55个名额，包括应天府、苏州府、松江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布政司；北方考区35个名额，包括顺天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布政司；中部考区10个名额，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布政司及凤阳府、庐州府、滁州、徐州、和州。

此后，大明各地区科举取士的名额比例在维持在55：35：10。

这个比例基本与各考区的人口数字相吻合，获得较大认同。

于是，全国之间科举竞争变成了各地区内的科举竞争，保证了文化教育落后地区，士子通过科举而晋升的可能性。

保证北方士子名额，另一种不公平。

科举考试成绩本是能力的反应，南方人读书考试厉害，理应在科举考试上占据优势，政府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录取结果，这算什么道理？

对于明王朝来说，科举取士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也是笼络读书人的需要。

“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要通过科举考试来衔接为学与从政两端。如果单纯看考试结果，而致使北方诸省的士子丧失了“学而优则仕”的通道，使得他们不能被笼络进明王朝的官僚系统之内，明王朝就可能丧失掉这一大批北方士子的心。

这样的政治代价是王朝的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来保障北方士子参与王朝政治的机会。

其次，科举取士也有自己的问题。作为古代的应试教育，难免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南方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朱元璋自己就对这些进士不怎么待见“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朱元璋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几年了。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大学士杨士奇就认为“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

如果科举考试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治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干型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划定考区来限制南方考生而照顾北方考生，也就不失为一种变通。

韦宝虽然身为南方人，但是这一世却是北方人，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辽西子弟。

可韦宝有点无语的是，自己虽然底子里是南方人，却似乎真的毫无科举的天赋呀。

闲话几句，廖夫子招呼吴二公子赶紧上楼去温书。

吴二公子本来说已经快到中午了，不如先吃饭了再说的。

本来想着，吃了饭，再休息一下，拖拖拉拉，混到黄昏，然后再拉着韦宝上哪儿去开心一下，这一天便混过去了呢。

但是韦宝、廖夫子、吴雪霞三人的用功热情却很高，都一致觉得，午饭之前，至少还能温书一个时辰！

吴二公子一比三，无奈之下，只得上了海商会馆的二楼，韦公子的专有楼层，去用功。

科举制度并非从明朝起，却是从明朝发扬光大，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

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令可以不下跪。但并不是官，还差得远。

要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还要继续奋斗！

但是通过学习，韦宝并不神化古代的科举制度，更不神化科举的难度和这个制度选拔出的人。

在韦宝看来，廖夫子搜罗的很多进士卷子，并且刊出成书，有不少连书法都很稚拙。除此不论，做的八股文水平很多思维层次很差。

明末科考更是曾试图在科举中加入对平辽患、治匪患等实际内容的策问，当时应试者的答卷连沾边的都没有，最后录取的卷子根本文不对题，让皇帝有了天下才尽矣之叹。

如果是这种年份的进士，恐怕其佼佼者即使参加今日之国考，落第是肯定的。

科举千年，产生的人才不能说没有，但状元最后能成大器者可以说凤毛麟角，真正能挽狂澜于既倒名垂青史者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清末李鸿章、左宗棠讥讽科举科举选拔出的人才，问什么问题都是僵僵而不能对，废物点心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清末名臣干脆多用武将，到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了。

历史上屡试不低的才子名儒比比皆是，柳永、马致远、姚广孝、曹雪芹、蒲松龄皆如此，但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科举难度高，不好考。

而多是因为所在时代科场腐败，弊病丛生。那样的时代科举难考，考上的却并不一定比落第者才学好，但家世更好则是确定的。不公平而已，不是难度的问题。

还要提一点，实行科举制度的所有国家都已经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面对海量的内容，不单单是吴三辅哈欠连天，就连韦宝的头也是一个比两个大。

尤其韦宝还带着现代人鄙视科举这种过时，腐朽产物的认知，内心是有一定抵触情绪的，这就更加增加疲劳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