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荐因此只得坐了回来。

“当今天子，我们不能按寻常天子来对付，起兵逼宫什么的威慑不了他，我们这位陛下意志极为坚定，甚至早已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

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当今天子的行为就没想过要什么名声，一开始就玩命，似乎在他眼里，大明只有二三十年的国运，大明马上就会亡一样，而他也就懒得做太平天子，调理阴阳，怀柔绥靖，而是干脆铁血治国、施严政、彰法纪！

如今这清丈田亩、催缴赋税便是例子，听说还要行考成法！诸位想想，这样的天子，我们能威胁的了吗，陛下以刚硬治国，我们就只能以柔对方，所谓以柔克刚莫不如是，故以钱某之见，不如先忍之，以待他变。”

钱谦益这时候说了起来，众东林官员皆听了进去。

而钱谦益俨然成了这些东林官员的智囊或者说是军师，也就继续说了起来：“但自古王朝不可能国运恒昌，大明享国祚已有两百余年，天下已是积重难返，不是催缴我们士绅税赋就可以解决的，生民日繁，然田地未见增益，故而流民增多，大明大乱已不久矣，再加上宗室日繁，朝廷负担日益重矣。”

“天子若真要如此刚硬下去，大刀阔斧的改革，那将来得罪的人只会更多，不会止于我江南士绅！到时候反对者自然也就愈多，那时候，我们的机会便到了，刚易折，陛下这个强硬君王早晚必折断之！”

钱谦益说着把手往椅扶上一拍，咬起牙来。

“没错，天子是在逆势而为，早晚必折！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士林一心，这次漕粮断运，之所以没有威胁到朝廷，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士林人心不齐，比如山东巡抚王在晋，此人竟先备下三百万石粮草，解决了漕粮断运之急！现已经升为蓟辽总督！

这些循吏眼里只有他个人功业，而不顾士林之尊严，名义上是为天下社稷天下太平，实则不过是禄蠹公仆，而无我士大夫清雅气节，奉行的是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重实而轻德！”

郑三俊附和着钱谦益的观点，并也阐述起了个人对王在晋的看法，然后说道：

“所以，眼下的关键还是士林同心，让天下读书人明白，士农工商有贵贱之别，士子当以礼待之，而不能以严法苛之，士绅乃地方德化之标杆，岂能与庶民同论，而以律法约束？

要让天下士大夫达成共识，朝廷用西厂征税且不对士民区别对待便是残虐士绅、有损圣朝之德，要让天下人人皆视礼贤下士为正道，只要读书者皆以尊我士大夫为顺天道之举，到时候就只需等待天变！”

“下官明白了，钱公与少司农所言令下官醍醐灌顶！”

满朝荐说了起来，就冷笑道：“到时候要么换了天子、要么换了朝廷时，新帝登基学的是礼贤下士之道，而其所用之官也学的是礼贤下士之道，则到时候依旧是众正盈朝之时！”

“所以，钱某才决定辞官回乡，拜会董其昌、陈继儒、黄尊素、刘宗周等名士，另外再去无锡东林书院拜会叶茂才、顾玄成等东林君子，发展壮大我东林所提倡之正道！以使将来天下士林皆是我东林之人，而能在将来齐心协力、扬清去浊！”

钱谦益笑着说了起来，他的意思是把东林党继续壮大，并等将来皇帝换了后或者朝廷换了后能让东林党掌得朝政大权。

其他东林官员纷纷附和，也很支持钱谦益即将要去做的事。

“这个钱谦益辞了官，朕已经批准，但你们东厂得把他严密监视起来，现在朝廷在南直隶严追逋赋、清丈田亩，势必会引起江南士绅的极大不满，而以他们的胆子，直接造反是不可能的，但不排除通过结社开讲坛等方式鼓噪舆论，兴风作浪，东厂必须要盯紧点，必要时候，朕会用你们东厂对其给予雷霆手段！”

朱由校这里对魏忠贤吩咐了起来，并又对宣进宫的方世鸿道：“崇文寺这边也一样，得通过各种手段造势，让江南士绅不能拧成一股绳子，在舆论上要让天下人形成缴纳税赋是必行之事的意识，甚至要让世人觉得，缴纳税赋越积极越光荣！”

“奴婢遵旨！”

“臣也遵旨！”

魏忠贤和方世鸿皆回了一句。

而这时候，方世鸿则把董其昌的忏悔疏递了出来：“陛下！臣不敢辜负您的嘱托，在让南京崇文寺丞阮大铖对董其昌耐心辩白与宣教后，董其昌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以前的错误，且非常悔恨，故而写了倡议天下士绅积极缴纳齐税赋的文告，以及写了一本忏悔疏，托崇文寺上呈天子，还请陛下您过目。”

朱由校点点头，他自然知道董其昌肯定是在西厂和崇文寺的联合威胁下不得不忏悔的。

但朱由校自然不会拆穿，只结果董其昌的忏悔疏看了起来。

“罪臣董其昌认为缴齐税赋为践行圣人教义第一要事，凡士绅若不积极缴纳齐税赋，便枉为士人，便是叛君弃国！不忠不孝！当严惩不贷！头可断、血可流，唯独逋赋不可断！”

朱由校看着这些内容笑了起来，且吩咐道：“很好，到底是翰林出身的董学士，这觉悟的确不错，崇文寺立即将其言论撰文发行于崇明报上，魏忠贤，传旨礼部，将董其昌这番言论以其书法原体刻碑，并在各府州县学宫以及两京国子监立一块，让天下读书人知道缴齐税赋为圣人教义第一要事，宣教天下士子！”

“是！”

魏忠贤和方世鸿再次回了一句。

……

而也因此。

董其昌的言论很快被朝野内外的文官士子所知道。

“这董华亭怎么会写出这样悖逆圣人教义的言论来，轻徭薄赋才符合圣人之道，何时缴齐税赋才是了！重赋苛政本就该立即取缔才是！”

“匪夷所思！匪夷所思！董华亭何时也这么没有节操，我士林气节何存啊！”

“连董华亭都持着谬论，果然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一些这样的言论开始在文官士子之间出现。

但也因为董其昌的服软，江南士绅皆因此越发的偃旗息鼓起来，在一言不合就破家收税的西厂面前彻底服了软，并开始自觉地来官衙查询自己有没有逋赋且积极主动缴纳了起来。

尤其是在得知皇帝陛下把不补齐逋赋的士绅全部革除功名后。

西厂的强悍战斗力加上江南士绅自带懦弱的阶级属性，所以，江南士绅们不敢再欠税。

不过，江南士绅中许多自认为秉性刚硬的士大夫依旧用着别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朝廷在征税方面像对待庶民一样对待士绅的不满。

以南京吏部尚书职在泰昌元年致仕的顾起元为例。

他此时就因此怒道：“既然朝廷执意要强征逋赋，而对士绅刻薄，那老夫就亲自送税粮至京，去求见陛下，让天下人知道，让方从哲这些奸臣看看，朝廷的脸面还要不要！”

“既然他们要让老夫缴税粮，那老夫就亲自送粮到京城去，不麻烦漕军，老夫倒要看看，朝廷羞不羞！让天下人看看，朝廷就是这么对待致仕老臣的！”

曾任过工部尚书的致仕官员朱吾弼也这么说了起来。

按照大明漕运制度，漕粮的确是可以由民众自己运到京城，但后来为来减轻民众负担，改革成了由运河沿岸官军运粮，只是民众需要承担一定运费而已。

不过，如果民众要自己运粮到京也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顾起元和朱吾弼这些致仕公卿之臣则因为南直隶追缴逋赋而选择亲自押税粮进京而不肯多花钱交给官军。

而这些致仕高官的目的自然也很简单，就是觉得这样做可以让朝廷丢脸，也算是意气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