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块大洋，买了一个景德镇仿青花瓷瓶。其中五十块大洋，是用来赎人的，两块大洋，是那个青花瓷瓶的价格。因为用大洋交易，所以收了钱之后，办事效率特别高。几个小时之后，化名李辉的康家平，就平安出来了。

但是，那家古玩店，却留下了一张五十二块大洋的收据。虽说这张收据，只是交易瓷器的凭证，可是，只要康家平的身份，一旦被人查出来，或者主动被人暴露。那么，这张收据，就会成为一颗子弹，射向马兴标的子弹。

当然，这颗子弹，朱慕云还想再多留一会。毕竟马兴标打开的这个通道，对他来说，并不是坏事。目前马兴标的做法，对抗日组织来说，是有益的。一旦有人被误抓，用钱就能放出来。

但这种方式，并不能保密。这种事情，如果太过保密，被抓的人，搞不清套路，谁还会来送钱呢？可如果弄得人人皆知的话，又被会人盯上。

日本人对政保局，从来都不放心。除了把大泽谷次郎的宪兵小队，放在政保局监视之外。还把李邦藩、张百朋、郑思远等人，都派到了政保局。这些人表面是中国人，可实际上，都是真正的日本鬼子。

为了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利益，他们自然不会允许，中国人这种中饱私囊的行为。郑思远最先察觉，可他没有真凭实据，不好向上面汇报。但他以二处的身份，经常查看六水洲看守所的档案，因为他发现，迟瑞琪并没有给所有人都建立档案。

这种随时都可能被放掉的所谓嫌犯，迟瑞琪当然不想建立档案了。政保局的档案，可不是写份资料就可以的，除了拍照，还得留下指纹。他也担心，有朝一日，如果误抓抗日分子，那麻烦就大了。

但郑思远逼得很紧，日本人在这方面，非常较真。郑思远找到大泽谷次郎，让六水洲上的宪兵监督，任何进来的犯人，都必须建立档案。而且，这些档案，宪兵小队必须留有备份。

虽然宪兵小队的做法，严重干预了政保局的日常工作。但姜天明都对他们没办法，迟瑞琪一个自卫军出身的军官，怎么敢在皇军面前放肆呢。迟瑞琪知道，朱慕云与大泽谷次郎的关系不错，但此时，他们已经把朱慕云踢了出来。况且，马兴标也认为，朱慕云再牛，也牛不过姜天明。

这件事，只要姜天明参与，绝对不会有问题。他抓的人，自己先审核过的。如果有问题，也不敢轻易放人。敢放掉的，都是没有背景的。

可这次，马兴标走了狗屎运。他去喜盈门抓捕暗杀贺田的嫌犯，哪会想到，竟然抓到了地下党呢？贺田被杀，行凶之人，肯定已经逃之夭夭，行动队出马，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每隔两天，二处二科的郑思远，都会特意去趟六水洲。他没有权力查看看守所的资料，但宪兵小队的资料，却能看到。

当郑思远看到康家平的资料时，大喜过望，他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小夹街地下党情报站的负责人。他马上去看守所提人，心想，这次终于捞到了一条大鱼。但到看守所的时候，却被告之，这个叫李辉的，已经被放走。郑思远当时，就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怒吼。

郑思远作为一名日本特工，他对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实在很愤恨。如果马兴标抓来的人，个个身家清白，郑思远也无可奈何。

毕竟行动队“误抓”老百姓，放回去也情有可原。但如果马兴标，把抗日分子抓回来，又被人用钱赎回去的话，那就不可原谅了。他怒不可遏，冲到迟瑞琪的办公室质问。

“你勾结马兴标，玩抓人游戏，谋取私利，我不怪你。但是，让真正的抗日分子逃掉，那罪名可就大了。”郑思远冷笑着说，他现在无法判断，迟瑞琪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迟瑞琪都罪责难逃。

“郑科长，你说话可要有证据。就算是张百朋来了，也不敢跟我说这样的话。”迟瑞琪板起脸，他是警卫队长，级别与张百朋一样。而郑思远只是科长，与他手下的小分队级别相当。

“这张照片就是证据，他是地下党，真正的地下党。可你们，未经审讯，就把他放走。”郑思远把照片甩到迟瑞琪桌上，怒气冲冲的说。

“郑科长，天底下长相相似的人多得很，你凭什么说这个人，就是你认识的地下党呢？”迟瑞琪不慌不忙的说，论耍赖，十个郑思远也不是他的对手。

“迟瑞琪，你这是狡辩！”郑思远还真拿迟瑞琪没办法，但他相信，张百朋会支持自己。

“郑科长，人是行动队送来的，也是行动队让人放走的。你跟我说有什么用？”迟瑞琪虽然还在狡辩，但已经在撇清关系。这件事，他最多承担一个失察之职。他只拿了两成的利润，为了十块大洋，就把自己陷进去，他才没这么傻。

“那好，我去找行动队！”郑思远说，就算迟瑞琪不提，这件事，他也会去找马兴标的麻烦。他们放掉一名重要的地下党，别的都不说，一顶通共的帽子，稳稳当当戴定了。